摘要：在当下数字媒介与平台机制深度耦合的传播环境中，文旅微短剧正逐步发展为重构城市形象及存续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载体。作为文化生产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其影像实践并不局限于对既有城市风貌的再现，还通过调用日常空间与文化符号激发用户参与的意愿，改变城市被感知与记忆的方式。与此同时，平台分发机制与用户互动持续介入，使城市记忆呈现出流动化、开放化的生成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地方认同不再依赖于稳定叙事的累积，而是在多元影像与传播实践的交织中不断被刷新。

关键词：文旅微短剧；影像建构；文化记忆；杭州

近年来，随着城市文旅融合战略的持续推进，影像作品在构建城市形象、激活城市文化品牌、塑造地方形象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语境下，城市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变为可被体验、再造与传播的媒介化空间；城市影像生产不仅是影像内容的传播，更是平台机制与用户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旅微短剧作为数字化与商业逻辑有效结合的新视觉文化形式，其影像实践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和艺术形式，凭借凝练精简、涉身性强的特点，迅速占领市场，成为深入赛博城市肌理、构建新时代城市形象与文化记忆的强大视觉力量。

在杭州城市影像变迁中，其城市意象在不同媒介形式与文化语境下，经历了从诗性景观到视觉奇观再到经验空间的差异化表达。这些转变不仅折射出影像风格美学的嬗变，也揭示了不同阶段城市空间功能与意义的重组逻辑，以及多维度的视觉记忆结构。

（一）诗性景观：早期影像中的杭州印象

在早期电影中，相较于简单粗陋的人工布景，杭州本身的景致成为引人入胜的银幕背景。这当中，西湖成为杭州电影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景象，据《杭州市电影志》记载，最早关于西湖的影像记录可追溯至1922年，当时商务印书馆影戏部于西湖取景拍摄了无声故事片《好兄弟》。而后，在《空谷兰》（1925）、《摘星之女》（1925）等作品中，创作者们有意识地选取杭州优美的山水景观与亭台楼阁，将其与影像叙事结合起来，传达出一种可被观看与想象的江南图景。

（二）视觉奇观：商业语境下的空间转向

进入21世纪，杭州影视产业步入新阶段。在高投入与商业化的驱动下，城市空间开始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视觉资源。例如，《非诚勿扰》（2008）、《唐山大地震》（2010）、《天机·富春山居图》（2013）等商业影片，通过航拍、长镜头与特效技术，对西溪湿地、钱塘江等区域进行视觉强调，影像中的空间重心逐渐由传统山水转向现代都市与新兴景观区。这一创作转向，与同期杭州市提出的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跨江发展战略形成了呼应。空间承载的不仅是城市文化意涵，更被纳入发展逻辑之中，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与吸引游客注意力的视觉奇观。在此意义上，杭州的城市影像开始由“诗性景观”转向“可消费的空间对象”，使之在更广泛的文化产业与城市营销体系中发挥作用。

（三）经验空间：主体表达与空间意义重构

新时代，一批杭州青年导演开始转向对个体经验的内在表达。杭州成为承载个体记忆与成长经验的场域。如《漫游》（2018）、《郊区的鸟》（2018）、《春江水暖》（2019）等作品通过引入日常空间、方言与地方文化元素，以沉浸与流动的影像笔触，将杭州塑造成自然人文地景与精神栖居空间的复合形象，形成一种更具流动性与主观性的空间表达方式。这一转向在近年来的类型影片中亦有所展现。例如，电影《热烈》（2023）将西湖长桥、菜场市集、废弃剧院等散落于杭州各处的独立物理空间，通过街舞少年的视角进行艺术化重构，使杭州转换为一座后现代语境下的“拼贴城市”。从诗性山水到视觉奇观，再到经验空间，杭州的城市影像，不断地在观看、消费与体验之间转换，其空间意义呈现出持续变动的状态。

在不同创作语境中，无论是早期电影的诗性书写，还是商业电影的视觉奇观，抑或作者电影的经验表达，杭州影像的建构方式总体仍停留在以“创作者为中心”的再现逻辑之中，即空间意义主要由影像生产者进行选择与编码，观众则处于相对被动地接受位置。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发展与文旅微短剧的兴起，城市空间不再仅作为被再现的对象存在，而逐渐转化为可被用户参与、模仿与再生产的媒介节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杭州城市影像开始从“再现逻辑”迈向“互动逻辑”，为文化记忆的生成方式带来了新的结构性变化。

在短视频传播语境下，文旅微短剧并非传统影视文本的简单压缩，而是一种具有平台特征的“再媒介化”（remediation）实践：其通过对既有影像表达方式的挪用、重组与再编码，在平台机制的嵌入下形成新的意义生产结构。

（一）空间再编码：从标志性景观到日常空间

创作者往往优先选取具有地域标志性的景观符号来展现杭州，如西湖、断桥、雷峰塔等。在文旅微短剧中，镜头开始探索西湖之外的风景，转向更为日常的生活场景、古迹旧居或公共文化空间。城市记忆并非仅仅存在于被凝聚和独立出来的权威性历史遗产景观中，它也储藏在当下居民日常生活的景观之中。[1]例如，微短剧《临平，向幸福出发》取景于杭州临平区塘栖古镇，将临平五行老街的青石板路、巷口的老邮电局、街角的糖水铺，设置为重要情节的叙事背景；《菜市场相亲》把拍摄地点选在了杭州文二菜市场，相亲的背景是菜场摊位、在地食材，以及商贩与市民讨价还价的场景。这些空间细节构成了一种徐徐展开的杭州市民生活日常图谱，让城市成为可以被感知、被代入的生活场域，在人和地方的日常交往互动中提升了其“地方感”。

（二）符号再组织：从叙事承载到高效触达

微短剧所涵盖的文化信息，强调充分调用具有视觉冲击力与聚合性的文化元素，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信息的触达。学者段义孚将“人的主观认知和历史文化经验纳入地方生成，同时强调了符号性传播的重要性。”[2]相较于传统影视依赖完整叙事结构逐步展开文化语境，文旅微短剧更倾向于借助具有视觉冲击力与聚合性的文化符号，在短时间内完成信息传递。具体而言，这些符号既包括建筑、服饰等物质文化元素，也涵盖语言、音乐等非物质文化形态。在微短剧《玉琮传说》中，创作者对良渚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提炼，利用AIGC技术还原良渚玉琮的细节特征与良渚古国的原始风貌，让普通观众在短时间内便建立起了“良渚—玉器—古文明”的文化联想。在微短剧《宋朝来的小贵人》中，作品通过建筑、服饰、宋代点茶、焚香等细节快速搭建出真实历史背景。剧中主角“重华”以拟人化的方式将屋脊兽视为一位气质萌巧的少女，从而把原本厚重的传统文化内涵转化为轻松可感的形象化表达。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表达不再依赖完整叙事的铺陈，而是通过符号的提炼与重组，实现由“深度讲述”向“快速感知”的转变。原本静态的文化符号被转化为具有情境性与可传播性的影像单元，从而提升其在平台环境中的传播效率。

（三）地方性再激活：乡土叙事与情感认同

以在地乡土与农耕文明为叙事重心的乡村题材微短剧，在为杭州及周边乡镇赢得跨圈传播认知度的同时，也通过本土语境的叙事策略唤起人们对地方及其过往岁月的归属感。例如微短剧《马年限定之新春有约》（2026）中杭州富阳的龙门古镇，重点呈现了乡村生活的田园静谧性、真实感、烟火气。此类作品在着重呈现乡镇生活的松弛感与烟火气的同时，融入了非遗传统技艺、古建筑与特色历史街区等多重要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要素共同进入审美视野，形成一种更具立体感、内涵深度与历史纵深的乡村文化表达。地方艺术承载着一方土地积淀下来的集体记忆，也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文脉。这使得乡村文旅微短剧在促使人们反思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结构性改变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回望根植于故乡的文化意象、寻回个体记忆的可能；而正是这种依恋，构筑起人与地方之间在身份认同层面的情感纽带与情感认同。

城市文化记忆的数字再生产，本质上是一个深度嵌入数智技术生态并由多个要素持续互构的动态循环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城市空间既是现实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在影像与传播机制的持续作用下不断被激活、重组与再编码的记忆场。

（一）算法分发与可见性筛选

当文旅微短剧进入数字传播场域后，平台通过对点击量、停留时长与互动数据的持续监测，对内容进行动态筛选与排序，从而逐步建构起一套以传播潜力为导向的分发逻辑。在这一机制下，作品往往被切分为若干具有情绪张力与视觉吸引力的传播单元，并在信息流中不断传播。传播的重心由此从完整文本转向可被快速识别的影像单元，影像意义也在多重语境中被调用和重组。例如金华磐安“蓝色隧道”因微短剧《盛夏芬德拉》中具有明确构图与情绪表达的片段被广泛传播，该空间在短时间内从地方性景观转化为具有“电影感”的网红地标，慕名而来的打卡者络绎不绝。这类由偶然性或典型性触发的传播，一旦形成“裂变式扩散”，便构成居伊·德波所言的“奇观化现象”。原本局限于地方经验的空间得以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视野，显著提升了城市文化的传播度。

（二）用户互动与意义共建

如果说平台算法决定了哪些城市影像能够被“看见”，那么用户的广泛参与则进一步决定了这些记忆如何被理解、扩展与再生产。观众开始成为影像意义生产的重要参与者。一方面，微短剧所特有的多模态表达与强交互属性，让观众能够实时通过弹幕、评论与二次创作等多种方式介入文本意义的传播过程。这种“媒介化身份”让观众实现了从信息接收者到积极参与者，再到具备一定创造潜力的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跃迁。一种开放的故事形态悄然展开——创作者不再独享叙事权力，观众成为交流的中心，可自主收集影像碎片并重构故事[3]。另一方面，微短剧文本承载的表意内容直接影响着个体对地域的认知习惯和情感反应。受众倾向于根据微短剧中所提供的城市漫游路径和感知方式来收集地方讯息，进一步转化为具身化的行动实践。“因一部剧赴一座城”成为不少观众的行为动力，观众的具身感知转化为交互数据，在社交平台上实时回流，反向调节并更新该记忆之场的运作规则与内容再生产流程，由此构筑出一个持续演进的意义生产系统，文化记忆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与开放性。

（三）传播偏向下的记忆重塑

值得注意的是，在算法筛选与传播偏好的持续作用下，城市形象在线上传播平台上逐渐趋向于符号化、模板化与情绪化表达。那些更具“可传播性”的空间与元素被不断放大，而城市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在地经验，则在筛选过程中被压缩甚至遮蔽。“网红化”表达加速了城市景观与文化体验的同质化发展，造成文化记忆失真。观众个体在影像引导下形成的空间认知，往往集中于少数高曝光节点，从而削弱了对城市整体文化结构的理解。因此，文旅微短剧所呈现的文化记忆，本质上是一种在平台机制与用户实践中持续重组的结果。这一过程在拓展传播边界的同时，也对地方性的表达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地域在先”的原则被“打卡在先”的原则所取代时，人们不再关心和执着于某一地域的原始文化意义，越来越倾向于将媒介地方感阐释为一种建立在数字技术理想化情境上的即时性认知模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地之间的长期亲密互动与渐进式的媒介经验积淀。[4]那么在这样的媒介传播过程中，独特是偶然的，重复与单调是必然的。在数字平台上蔓延的视听信息并非如大部分人所想象的那样多元与丰富。[5]这也提示我们，地方文化的可持续传播不应仅追求“曝光的速度”，更应重视“记忆的深度”与差异性文化要素。唯有在快速流通的媒介体系中保持文化思考与审美厚度，文旅微短剧才能真正成为数字时代文化记忆再生的媒介，而非记忆消散的加速器。

（一）从符号拼贴到结构性表达

相较于单一文化符号的直接调用，杭州自身具备更为清晰的历史纵深。从良渚文化所代表的史前文明形态，到南宋时期形成的审美结构与生活方式，再到运河体系所承载的市井经验与流动记忆，不同文化层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在文旅微短剧的创作实践中，不应孤立呈现单一的文化元素，而应通过空间、人物与情境的有机组织，使不同文化层级在叙事推进中形成关联。未来创作中，可以尝试在微短剧结构中引入“轻叙事串联”[6]，即便在有限时长内，也可以借助片段之间的连续性，使观众逐步感知文化的纵深，而不只停留在表层符号的识别之上。

（二）从单点爆发到系统性建构

就文旅微短剧的传播效果而言，其关键在于实现由单一情境内容向全面体系的转变。单一作品的走红具有较强偶然性，难以支撑稳定的城市认知；相比之下，围绕特定文化主题不断展开的系列表达，更容易在反复传播中形成记忆积累。杭州在这一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例如围绕宋韵文化或良渚文化展开的相关创作，已初步呈现出主题化倾向。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系列化”并不只是数量上的叠加，而更涉及表达方式的逐渐稳定：当观众在不同作品中感受到相似的文化指向时，原本分散的观看经验便会在无形中被整合，从而形成相对持久的记忆印象。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形象并非被一次性建构完成，而是在不断重复与细微差异之间逐渐沉淀，其稳定性恰恰来自这种“反复中的变化”，而非单一表达的强化。

（三）多元生成与传播平衡

在用户参与与传播机制层面，当前不少文旅微短剧在创作中预设了较为固定的拍摄方式与情绪结构，这虽然有助于内容的快速复制，却也在无形中压缩了再创作的空间，使用户参与更多停留在形式层面的复现。如果叙事得以跳出单一视觉奇观，而转向人物关系、生活情境或文化体验，影像本身便为不同用户保留了更大的再组织空间。观众在进入同一空间时，其参与不局限于对既有画面的重复，而是在各自经验基础上进行取舍与重组，从而生成差异化表达。这种由“模仿驱动”向更具开放性的表达转向，使重复不再只是简单复制，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生成新的内容形态。当表达既具有可识别性，又保留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与延展空间时，文化记忆才能在流动中逐步沉淀，从而实现传播效果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协同发展。

【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媒介·空间·记忆：杭州文旅微短剧的影像建构与文化记忆研究”的结项成果（项目编号：M25JC062）。】

参考文献  

[1] 郭云娇.文化记忆与地方营造:主客共享视阈下的市井街巷旅游化[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01):82-91.

[2][4] 蔡竺言,朱丽丽.“人-媒介-地方”:媒介地方感概念的理论旅行与范式转变[J].新闻记者,2025(08):41-55+98.

[3] 吴珺婷.后现代影像:再媒介化语境下微短剧对当代电影的启示[J].电影评介,2026(02):94-100.

[5] 战迪,方杰云.赛博格的面具:短视频生产中集体表演性的生成机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01):117-124.

[6] 张帆,党昌昶.新主流电影的轻叙事转轨与网生代意识形态认同研究[J].东南传播,2023(9):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