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剧好看,但是有毒!

（一）短剧时代

本文继续《保护大脑，远离短视频！》所探讨的内容，今天来具体谈一谈短剧的问题。

我批判短剧的角度跟传统影视圈的遗老遗少不一样，我认为短视频和短剧是符合手机普及+碎片化时间的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就像当年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家用电视的流行，总有一些遗老遗少哀嚎“艺术已死”。

纵观人类文明史，新技术的出现总是会不断改变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新的文化形式也总会与旧有的审美秩序发生冲突。技术发展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怀旧情绪而停下脚步，完全不必在意这些腐朽的声音。

至于短剧价值观的问题，诚然，现在很多短剧都停留在拜金主义、崇富媚权、封建血统、无脑爽文的阶段。但是，随着作品基数的增大，我同样发现了很多价值观很正向的作品，我总结一下他们的价值观应该归结为“劳动人民的朴素正义”，同样有很多作品在反对拜金主义、崇富媚权、封建血统的现象。

虽然很多的“朴素正义”依然停留在“以更大的特权压倒特权”的水平——这也是所谓“爽剧”的标准套路；但是少比传统影视圈那种“反动派的朴素反动”要强太多。人家至少还有点积极的比例呢，影视圈都是些什么乌鸡鲅鱼，就这两年吧，不是为先富集团洗白的《繁花》，就是为地主阶级翻案的《生万物》，还有脸说别人？我宁可去看点土味的“朴素正义”。

都说短剧“无脑”，确实，但是传统影视作品这么多年来就“有脑”了吗？还不是几亿片酬请个连台词都说不利索的流量明星，我吐槽两句还要被粉圈疯狗追着咬，那我何苦呢？传统影视圈烂成这样一坨，有什么脸去攻击短剧？

正如我上篇文章所分析的，形式只是一个载体，内容可以有好有坏，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审美水平的进步，短剧中糟粕的价值观必定会抛弃，而符合“劳动人民的朴素正义”会继续发扬。

那有读者肯定要问了，你又不从形式的角度批判，又不从内容的角度批判，那你这个标题取得是啥意思，莫不是来消遣洒家的？

并非如此，在抛开短剧的形式和内容之外，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就是短剧的成瘾性机制，这才是我想展开分析“有毒”的地方。

更进一步，是字节跳动的算法推荐系统，如何导致成瘾性机制的扩散、蔓延与危害的。

（二）成瘾机制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晚上工作结束，已经有些疲倦，想着打开手机看两集短剧，放松十分钟。结果第一集结束时，主人公刚刚遭受羞辱；第二集结束时，真正的身份即将揭晓；第三集出现反转，第四集又发生新的危机。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

这个时候，观众其实已经感到疲惫，甚至对剧情有些厌倦，但手指依然舍不得关闭屏幕。直到深夜，才带着疲倦和懊悔放下手机。原本打算消遣十分钟，结果向短剧贡献了整个晚上。

现代神经科学对于人类大脑的奖赏系统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大众科普经常将多巴胺称为“快乐物质”，其实并不准确，多巴胺更多地参与奖赏预期、动机形成和行为学习。

简单来说，它与我们多么想得到某种东西密切相关。神经科学家肯特·贝里奇与特里·罗宾逊的研究特别强调，“想要”（wanting）和“喜欢”（liking）是两种可以分离的心理过程——

一个人明明已经吃饱了，却还想吃甜食；我们嗑瓜子的时候，经常是机械重复动作，而不是瓜子有多好吃；明明觉得短剧越来越乏味，却仍然想看下一集。继续追求某种刺激的欲望，有时会超过刺激本身带来的愉悦。这正是理解某些成瘾性行为的重要理论依据。

短剧的叙事设计，恰好能够反复调动这种奖赏预期。主人公刚刚获得胜利，新的反派便已登场；一个秘密刚刚揭晓，下一个秘密又被埋下。观众知道主人公最终大概率能够扬眉吐气，却不知道他会在哪一集获胜、以什么方式获胜。

神经科学中的“奖赏预测误差”理论指出，当实际结果与预期发生偏差时，大脑会更新对奖励的判断。短剧中的悬念、反转与意外惊喜，便不断制造着类似的预期变化。这里当然不能简单地把短剧等同于赌博或药物成瘾，但这种高频率的期待与满足，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连续观看如此具有吸引力。

短剧还特别善于调动负面情绪。许多作品遵循着一套成熟的叙事公式：先让观众愤怒，再让观众期待复仇，接着给予短暂的满足，然后迅速制造新的愤怒。富豪羞辱穷人、恶婆婆欺负儿媳、势利眼看不起劳动者，经过一番冲突，主人公终于亮出身份，反派受到惩罚，观众顿时神清气爽。

可惜这种快乐通常非常短暂，因为编剧已经安排了下一个不长眼的反派。如此循环，愤怒成为吸引观众的动力，复仇成为维持观看的奖励，新的不公又为下一轮刺激提供燃料。整个故事仿佛一座情绪工厂，反派轮流上岗，爽点按时发货，唯独观众迟迟无法下班。

这种情绪补偿之所以有效，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普通劳动者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着各种压力，现实中的委屈很难迅速得到补偿，而短剧可以让人暂时体验成功、尊严与正义。心理学中的强化机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人们既可能为了获得愉悦而重复观看，也可能为了缓解焦虑、孤独和疲惫而依赖观看。

其实我们不用将此视为洪水猛兽，适度的幻想和情绪宣泄本来具有正当价值，但当一个人越来越依赖短剧处理现实中的不愉快，甚至为此牺牲睡眠、社交与其他活动时，慰藉便可能转化为恶性循环。

工作使人疲惫，疲惫使人寻求娱乐，过度娱乐又进一步加重疲惫——越跺越麻，越麻越跺，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注意力与自我控制。当一个人越来越习惯于迅速获得情绪奖励，阅读、学习和其他需要长期投入的活动，就可能显得更加枯燥。毕竟，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可能需要几十页才能让人物命运发生转折，短剧却恨不得在三分钟内安排三次复仇、两场婚礼，顺便再认回一个失散多年的首富亲爹。

2025年发表于《Psychological Bulletin》的一项元分析，汇集了71项研究、98,299名参与者的数据，发现短视频使用程度与认知表现存在负相关，其中注意力和抑制控制尤为突出。尤其是对于还在学习、成长中的青少年，这一问题更加严峻。

（三）字节跳动的邪恶

对于短剧的成瘾性机制，我们不妨作一个类比：吸烟、饮酒、嚼槟榔。它们都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感官满足，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成瘾风险与健康危害。现代社会并未因此全面禁止这些商品，但要求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包括健康警示、广告限制、未成年人保护等。

毕竟，一家烟草公司不能因为消费者自愿吸烟，就宣称自己对吸烟造成的危害毫无责任。享受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成本。

短剧当然不含尼古丁和酒精，其可能引发的问题性使用，与化学物质依赖有着不同的生理机制，两者不能简单等同。然而，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看，某些短剧同样能够通过持续的奖赏预期、情绪刺激和习惯强化，使人产生强烈的重复观看冲动。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一种具有潜在成瘾风险的数字消费品。

抖音、红果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作为中国算法推荐技术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拥有强大的数据处理与行为预测能力，平台能够通过完播、点赞、评论、停留时间等用户行为，预测不同内容的吸引力，并据此调整推荐。用户喜欢什么、容易被什么激怒、对什么故事欲罢不能，都可能通过这些行为数据被持续分析。

如此先进的技术，当然是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成果，但它也带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企业已经有能力精确研究人的欲望与行为，它究竟准备怎样使用这种能力？

算法当然可以帮助用户发现优秀作品，也可以不断推荐更容易让用户沉浸的内容。对于依赖广告收入的商业平台而言，用户停留越久，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广告展示机会，以及潜在的商业机会，还有围绕“注意力经济”形成的整个生态。

一个人看得废寝忘食，在APP停留越久，纵然第二天疲惫不堪，对平台来说却可能表现为漂亮的观看时长和留存数据。用户获得的快乐与平台获得的收益，并不总是同步增长。一个理性的企业本应充分认识这种利益冲突，并主动约束自身的商业行为。然而，从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和高强度个性化推荐来看，一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垄断公司，对用户注意力的争夺，显然已经走在了保护用户自主性的前面。

2026年2月，欧盟委员会针对字节跳动旗下TikTok发布初步调查意见，认为无限滚动、自动播放、高度个性化推荐等设计涉嫌违反《数字服务法》，并批评其未充分评估和降低强迫性使用风险。这尚属初步认定，TikTok也对此提出异议。当然，我们不能用欧盟的剑，去斩中国境内的抖音、红果。但这一调查已经提出了极为尖锐的伦理质疑：一家互联网企业是否可以通过精密的技术设计，不断诱导用户延长使用时间，却将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主要留给消费者自己承担？

当然，字节跳动也推出了时长管理、内容偏好管理等功能，不能否认这些努力。但问题在于，这些保护措施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如果提醒休息的按钮可以轻轻一点就跳过，而下一段精彩内容始终自动播放，那么所谓的健康管理难免显得有些敷衍。

算法设计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议题，尤其需要强调，普通消费者与大型互联网企业之间存在巨大的技术和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对的是手机屏幕和有限的自制力，垄断资本平台拥有的却是海量行为数据、专业研究团队和不断优化的推荐系统。在这样的关系中，要求用户加强自律当然合理，但如果平台把责任全部推给用户，就未免太会做生意了。

我认为，字节跳动所暴露出的深层问题，恰恰是企业的伦理自觉没有充分跟上技术能力的进步。技术越先进，资本利用人的心理特点获取商业利益的能力就越强。假如垄断平台仍然主要以商业增长衡量技术的成功，却没有建立与之匹配的社会责任体系，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就可能高度集中于企业，而由过度使用造成的睡眠损失、注意力困扰和生活质量下降，却需要用户、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承担。

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自由时间原本就十分宝贵。辛勤工作一天之后，打开手机观看短剧，是完全正当的娱乐需求。但如果本来用于休息、阅读、社交与自我发展的时间，又被商业平台通过精密的行为设计持续占据，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追问：现代技术究竟使人的生活更加自由，还是让人们在工作之外，又试图诱导人陷入了另一种难以摆脱的消费循环？

（四）资本的逻辑

这又回到了我上一篇文章所分析的话题：更进一步看，短剧与算法平台的成瘾性机制，代表了资本主义剥削向社会再生产领域延伸的新趋势。

传统的剩余价值剥削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资本家通过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而今天，当劳动者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打开手机，看似终于进入了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资本的触角却早已伸了进来。算法不断争夺人的注意力，成瘾性设计持续侵占人的自由时间，最终将这些时间和注意力转化为广告收入、直播带货、会员消费和电商利润。

劳动者在生产领域贡献劳动，在再生产领域又成为被反复开发的消费对象。白天在工厂、办公室里创造价值，晚上回到家中，连休息和娱乐也要被资本安排得明明白白，堪称剥削两开花。

这种剥削关系甚至具有更加隐蔽的特点。传统的劳动剥削，至少存在明确的工作时间和雇佣关系；而算法平台对注意力的占有，却往往披着自由娱乐的外衣。用户以为自己在享受免费的文化产品，实际上，他的观看时间、情绪反应和行为数据已经成为平台实现商业收益的重要资源。

当然，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说，普通用户观看短剧，并不直接等于雇佣劳动，也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广告利润都归结为用户创造的剩余价值。但这恰恰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资本积累的新形式：资本通过控制文化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将人的休闲活动持续纳入利润实现的过程。从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占有，到消费领域的注意力攫取，资本对普通人生活的支配正在向更广阔的空间扩展。

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原本应当不断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让人们拥有更加充裕的自由时间和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然而，在以利润增长为主要动力的商业机制下，先进的算法却可能被用来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停留，甚至利用人的心理弱点制造持续消费。资本不仅要从劳动者的工作中获得利润，还要研究怎样从劳动者的疲惫、焦虑、孤独和娱乐需求中继续获得利润。

当劳动者终于从劳动岗位上获得片刻自由，资本却已经在他的手机屏幕里等候多时。这正是我们批判成瘾性算法最深刻的阶级意义：技术进步应当把时间还给人民，让人们获得更加充分的休息、发展和自由，而不能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资本永不下班的生意。

当年，围绕字节跳动旗下内涵段子的争议，张一鸣说过一句名言：“算法没有价值观。”然而，算法怎么可能没有价值观？算法的数学模型可以是中性的，但它所追求的优化目标、各项指标的权重、内容推荐的优先级，无一不体现着设计者的价值选择。

当一套推荐系统以用户停留、活跃和商业转化为重要目标时，它实际上已经被赋予了鲜明的资本价值观，即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算法并不理解什么叫剥削，也不会主动产生赚钱的欲望，但只要企业将商业收益写进优化目标，它便会勤勤恳恳地寻找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

至于用户看得废寝忘食，还是神清气爽地按时睡觉，只要这些差异没有充分进入评价指标，算法自然不会替人操心。所谓技术中立，有时不过是把企业的价值选择藏进数学公式，仿佛只要交给计算机执行，资本的逐利行为就变成了中立的、道德的、伦理的、合情合理的客观规律。

（五）怎么办？

我们当然希望字节跳动继续发展先进技术，也希望短剧产业不断繁荣。但企业的成功不能仅仅体现在用户规模、观看时长和商业收入上。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技术企业，应当有能力让用户获得快乐，也有意愿帮助用户摆脱过度沉迷。它需要知道怎样吸引人，更应该懂得什么时候适可而止。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增进人的幸福与自由。倘若一家企业能够精确计算人的欲望，却不愿充分承担这种能力带来的社会责任，那么它的技术成就越是辉煌，其伦理上的欠缺就越值得批判。

那么，字节跳动有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当然有，而且在技术上完全存在切实可行的方案。现代推荐系统本就采用多目标优化，可以调整不同指标的权重，降低对连续观看时长、反复打开频率等指标的奖励，将长期满意度、内容多样性和用户自主控制能力纳入目标函数。

还可以通过重排序机制，对反复制造同类情绪刺激的内容降低推荐权重，对深夜连续观看、超过个人设定时长等风险设置约束，并通过用户调查与长期行为研究检验实际效果。问题并非技术上无计可施，关键在于企业愿意为降低成瘾风险投入多少资源，又愿意为此放弃多少潜在的商业收益。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能够把用户留存率优化到小数点后几位的技术团队，当然也有能力认真研究怎样让用户少看一小时。真正困难的，恐怕是让追求增长的商业目标接受社会责任的约束。

更进一步说，短剧本身具有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其适应移动互联网和碎片化生活的叙事形式，完全可以承载艺术性的、思想性的、批判性的内容。算法既可以不断推荐充满悬念、复仇和反转的爽剧，也可以帮助具有现实关怀、艺术追求和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品找到观众；既可以通过重复刺激固化用户的观看习惯，也可以通过内容理解、兴趣拓展和多样化推荐，逐渐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选择。

我们当然无须要求每部短剧都成为思想深刻的艺术杰作，更不能以所谓高雅趣味压制大众娱乐。但优秀的推荐系统应当兼顾即时快乐与长远的文化需要，让真正具有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的作品获得合理的传播机会。

字节跳动所面临的伦理考验，正在于它能否使自己的价值观跟上技术进步的速度。一家拥有如此强大技术能力的企业，如果始终把延长用户使用时间、提高商业转化放在优先位置，却对这种模式的社会代价缺乏足够重视，那么它所表现出的，就是技术能力与社会责任之间令人遗憾的脱节。技术已经能够精准预测人的欲望，我们有理由要求它进一步学会尊重人的自由。

当然，对平台资本及其算法机制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完全放弃对自身生活的主动管理。恰恰相反，我们越是认识到这些成瘾性设计的精密与强大，就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注意力与自由时间。

对于已经明显影响生活的应用，不妨暂时卸载，减少接触诱惑的机会。心理学中的行为干预有一个朴素的道理：与其每次都依靠意志力对抗诱惑，不如提前改变环境，让诱惑更难发生。我们不必因为偶尔沉迷而自责，但也应当警惕把“再看最后一集”变成每天晚上最不可靠的承诺。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重新发现那些需要耐心、投入和创造才能获得的快乐。阅读一本好书，欣赏一部完整的电影，参加运动、旅行、社交与公共文化活动，甚至只是放下手机，与朋友认真交谈，都能帮助我们摆脱对单一刺激的依赖。

我们当然有权利观看短剧，也完全可以欣赏其中的优秀作品，但不应让算法替我们决定怎样度过自己的自由时间。现代社会已经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中索取了太多时间，我们更应该珍惜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要让工作之外的生活，又成为资本争夺注意力的第二个劳动现场。让短剧重新成为一种可以自主选择、随时放下的娱乐，让技术服务于人的生活，让宝贵的自由时间真正回到我们自己手中。